，有些特立独行，有些庄严和滞重，但就是不像王小波。

　　我从来不认为让一个年轻的作家去写思想性的专栏是个好主意，无论这个主意是不是为当代中国奉献了一个有血肉的、有烟火气的思想者。在启蒙被彻底解构的年代里，由狂欢者充当的思想者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罗丹的那座姿势活像蹲马桶的著名雕塑。王小波那几年的确是多产的，但是，对于王小波本人来说，从沉默中走出之后，这种放肆的喧哗难道不是另一种设计和安排？他是不是考虑过这种专栏写作对他作为作家的灵性、恣肆的伤害？他在努力传播科学的人文思维方法，传播独特的“思想”的同时，他自身的有趣也越发僵硬起来，他在传道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呆板、接近无趣。因为，以他体验性的文化资源，去开拓思想的疆土，无疑也是一种折磨。尽管王小波多数时候把这种折磨看成了享受，但他的鲜活是被扼杀了的。这种专栏的扼杀与其后发生的网络谋杀相继施于王小波，再加上所谓的浪漫骑士的桂冠，王小波从一个作家、一个早夭的作家升华为文化烈士，成为与僵硬的精神格局战斗而死的殉道者。这样的升华对于作家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尊重，顶多算得上一种文化挪用，是很不庄重的青睐，是后来者为了某种自我目的而对死者的改写。

　　让我最为忍俊不禁的是，杂志还约了两个有点名气的文学青年讲述自己作为自由分子的成长史。这样做的匠心在于，如果他们的成长得益于王小波的“第一推动力”，则无疑更加旁证出王小波的大师地位。如果我真的像编辑那样天真地以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骚动不是由于天性，不是出于时代的躁动，而是源于王小波的影响，那我就真的为自己的智力感到悲哀了。两个文学青年中，李红旗是诗人，据我见过的下半身诗人沈浩波说，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诗人”。他主要的经历就是不断的出走，混在北京，最后一不留神就发表了许多作品，并且获得了连篇累牍的赞美。他跟王小波有什么关联呢？也许就是那一不留神。根据李红旗本人的自述，他并不认为王小波对他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他很聪明地认为王小波“把嘴张得太大了”。对王小波那些年的启蒙情结，并不是没有人感到狐疑的。另一个文学青年连岳把自己跟王小波比较亲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他们都是专栏作家，都不用从体制中获得衣食保障和其它好处，而且，比王小波幸福的是，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状态几乎就是自由的。然而，当专栏作家真的就与自由更亲近了吗？真的就有了自由知识分子(让我们还是恢复这个词汇的完整性)的身份吗？这一点值得怀疑。在我看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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