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农民和乡镇企业可以到基金会贷款,就连一些城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能到基金会贷款,有人甚至拿着一份抵押物,同时到好几家乡镇基金会贷款,完全背离了基金会成立的初衷。
当然,真正压倒基金会的还是公家。
进入九十年代,先是乡镇企业开始衰落,需要大量的资金输血,银行和信用社贷不到款,只能找基金会。到了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实行后,县乡两级政府出现财政危机,连干部和教师的工资都要到基金会贷款,才能发放。
这两笔数目巨大的开支,迅速压缩了基金会的流动资金。
截止到九六年初,红山乡基金会一共有未偿还贷款三千五百余万元,其中乡政府和乡办企业的贷款高达两千一百万,私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贷款大约有一千两百万,实际贷给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却只有区区两百多万,还不到总贷款的十分之一。
考虑到乡财政的实际情况,那两千一百万的贷款和每年将近三百万元的利息,短期内是基本不可能偿还的,因此基金会的坏账呆账比已经高的惊人。
一旦后续存款跟不上,或者出现储户挤兑的现象,基金会立马就可以关门倒闭了。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祁同伟立刻和郑华军汇报,并且把正在外地追三角债的孙连城也叫回来,三人一起开了个小会。
郑华军的意思是,基金会这种情况不是红山乡只有,全县都一样,真正出了问题,也会有上级政府兜底,没必要大惊小怪。
孙连城也以为,既然基金会目前还能运转,就顺其自然,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反而有可能造成群众恐慌,导致危机提前爆发。
祁同伟却不敢苟同两人的想法,做为一个穿越者,他非常清楚,一旦出现兑付违约,会引起怎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哪怕是一家万亿级公司,倾覆也就是眨眼的事情。
“郑书记、孙乡长,问题已经出现了,光逃避是没有用的,基金会这个泡沫摆在那里,我们自己去捅破,还有挽回的余地,万一发生自然爆破,那就难以收拾了,甚至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和流血冲突。”
“同伟,我们知道你是好心,但这事真的没法办,就是把我们乡政府卖了,也还不起那两千多万啊。”
“那些实在还不起的钱,放在一边,先把还的起的钱要回来。”
“哪些是要的回来的钱?”
祁同伟翻开笔记本,说道:
“乡政府和乡办企业的贷款肯定是还不起,农户贷款数目小影响大,也万万不能动,能追的当然是那些私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贷款。
我仔细查了查,这些贷款共有1240万,其中多达825万,贷款手续是有明显问题的,有的虚构抵押物,有的用公家的财产做抵押,甚至有县里的几家私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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