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吃苦的人,就像洪衍武当初一样,“飘”在外面,靠各种邪门歪道过日子。
而这些人一旦被逮回来,进了学习班,交代逃跑动机的时候,全异口同声诉说就业的生存困境,说只要能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他们就不逃跑。
但事实上,这些问题要没政策,整个公安局里谁也解决不了。所以对那些所犯新罪不太严重的人,最终处理往往只好由管教干部们难于自圆其说地讲一通大道理,再一放了之了。
就这样,就业人员继续逃,被抓后再放,放了再逃,也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恐怕也是当时促成社会治安乱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情况的改变还是始于四人团伙的倒台,随着一些当年受冲击的公安老干部逐渐起复,上面已经动了想改变不良现状的念头。于是就在洪衍武回家的这一年起,公安五处便已经开始逐渐放闸,允许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业人员先一步迁回户口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善政,对国家和普通百姓而言都是好事。可也应该明白当时面临的具体困难,这么多年造成的沉疴的问题,这么多人员的问题,要想一次性解决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当洪衍武来到公安局五处的接待室后,他见到的是一副极为混乱的场面。
五处接待室里人头挤挤,水泄不通,全都是来讨要户口的“教养”家属。而且这些人里,绝大多数,还都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老太太。
当年的老人可是很少有识文断字的,社会上争抢公共汽车座位,排队加塞的乱象又蔚然成风。所以这些人既不知道守秩序排队,更不懂得要轻声细语。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劲儿地往里硬插硬挤,好不容易挤到了接待人员的面前,也不管对方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就大声地吵吵起来。
有老头儿要儿子回家伺候的,有老太太要孙子回家照顾的,还有申诉冤屈、要求放人、同时要求平反的,连哭带喊,嚷成一片。
乱糟糟,闹哄哄中,几个五处的接待人员也是一脑袋热汗,手忙脚乱。他们声嘶力竭地劝阻了这个,又安慰那个,结果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维持秩序上了,压根就听不清谁说的是什么。
洪衍武简直都看傻了,他万万没想到这里会热闹成这样。
因为在他想来,在这个消息闭塞的年代,公安五处刚有这个初步政策,还没什么大范围的具体管理办法落实下来,就连张宝成这样的警察还不太了解,是不应该有太多人知道这个消息的。又怎么会有这种声势喧天的场面呢?
其实,这恐怕就得说洪衍武想左了,同时也是因为他脱离这个时代太久,有些东西已经不明白了。
这年头儿,老百姓虽然看不着电视,而报纸、广播上充斥的也大多都是政治运动的动向和大批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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