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策的推行，就使得中国不可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单从经济结构看，16世纪的明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时，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也私自造船出海贸易。

　　但明朝的法律严禁民间海外贸易，违者处以极刑，由此出现了私人武装保护下的海外贸易活动，由于官方的严禁和缉捕，这种贸易活动大多数最终沦为海寇。

　　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扼杀，使原始的手工业生产向商品生产发展的趋势不断被抑制。

　　明代末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小农经济被破坏，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沦为流民。

　　但是，由于对外贸易被严禁，城市手工业不需要生产更多的产品，吸纳不了众多的流民。

　　这些农民没有成为潜在的自由劳动者，反而成为推翻王朝的“流寇”。

　　满清建国之初，甚至出现了向传统经济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税，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自由开矿等。

　　明后期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的那一点微弱的启蒙思想也被完全压抑，与此对应的反而是经济的发展，和一个富足强大胜过了前朝的“康乾盛世”。

　　在清朝的前120年中，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六大经济区中最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第一。

　　很显然，这不是由于清朝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大发展，而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经济模式或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思想、一项制度。

　　如布罗代尔所言：“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

　　就文化基础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建立在强调个人救赎的基督教伦理基础之上的。

　　所以，韦伯说：“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出发点乃是贸易自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这种商业上的自由与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主权在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制度同样不可分割。

　　因为没有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社会作保障，很难有自由的经济。

　　在君权至上，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社会等级森严，思想管制严密的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并产生现代资本主义。

　　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也表现不俗，由于缺乏自由公平思想观念和法律体制支持的传统终究孕育不出近代工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根本原因就是集权专制。

　　韦爵爷搞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在韦爵爷完全控制的区域独立生存，碰到大明体制就得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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