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皇陵的加征。
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
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
天启元年在原额万两的基础上加征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万两。
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
至魏公公征收工商税除了落在这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
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
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时期定下来的。
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
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
魏公公这几年增收盐课，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征收各地方的库银。
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天启皇帝修三大殿。
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
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
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
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
韦宝除了认出了李元忠，天启皇帝朱由校身边的其他人，韦宝是不认得的。
其中居然还有一个官员。
这在韦宝看来比较反常。
因为朱由校连内阁大臣都懒得接见，更别说一般的大臣了。
这个大臣穿着五品的朝服，显然品级很低，按理说是没有资格在这种平台地方议事的啊。
“小宝，你来了。”天启皇帝朱由校很热络的道：“都过来。”
魏公公收商税呢看史料说话，不要用屁股脑补天启五年十月甲申户部尚书李起元以国计匮诎，採集舆论：一、暂复榷税，议檄行各省直抚按查境内关津扼要，水陆衝衢，照万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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