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校其实是没啥自信的人，觉得自己烦心了也什么都不能解决，不如交给魏忠贤去搞。
天启初年的时候，朱由校有段时间是满怀雄心壮志的，被朝局伤了，忙了一两年，啥收获都没有，还把自己搞的越来越疲惫，越来越不开心。
后面朱由校干脆什么都不管，居然发现比自己勤政的时候，似乎还好了一点点，便索性什么都不管了。
朱由校不喜欢和大臣谈朝政，谈天下局势，因为大臣们的说教比较多。
但是朱由校喜欢和韦宝谈。
因为韦宝不会教育皇帝应该怎么怎么做。
韦宝总是把问题说出来，并且说很难办，并且说现在已经做的不错。
所以，这并不是韦宝第一次对皇帝说天下大势了。
魏忠贤也能接受。
一般说明代经济问题，通常都喜欢说是因为明朝的贵金属缺乏云云，实际上明代用于制造贱金属货币的铜同样相当匮乏。
传统观念里的一两银兑一千钱，实际上即便满清也长期做不到。
满清保持这个兑换比要到乾隆中后期了。
所以在明末还有有个很大的问题，货币的制造使用原材料来源。
铜除了用来制造货币，当年还承担着大量的火器制造用途。
所以这块有个铜的双重消耗问题。
白银并不能代表一切，虽然白银货币在明末承担了相当部分的铜钱货币地位，但是铜币作为贱金属货币是日常相关的很重要的部分，这块被长期忽视了。
“五月纹银一两核钱八百四十文，六月止八百二十文矣。至于铺家所卖仅得七百六七十文不等”
这是雍正元年官价银铜兑换比和市场兑换比。
官价的波动是比市场滞后的。
明代是什么情况呢？
明代一两银是兑550到700文不等。
在李自成崛起前后，崇祯这位煤山战神的操作下，银铜兑换比去到1100到2200文。
因为铜的严重匮乏，导致明廷用掺有铜的铅钱去凑合，于是很快就凑合不下去了。
铜的匮乏问题在明代末期尤为突出，大量的火器制造和补充需要铜，货币同样需要，商品经济发展下对货币的需求量更多。
中国传统观念里的滇铜大开发是在清代，明末云南处于前线，而且产铜量不如清中期。
明代也无外来大量铜的来源，清人用来解决铜荒来源大头是日本。
而在明末，中国和日本处于战争，或者说是潜在战争状态，日本接连进攻了中国的附属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天下华夷”。
德川时代则是琉球。
清从顺治年就开始派船去日本买铜，康熙基本都仰仗洋铜，即便三藩之后重新控制云南，到雍正进口铜依旧占国内用铜的六成以上。
清没有两次倭寇之乱和朝鲜琉球的历史包袱，自然无所畏惧，即便铜船船主在日本被百般刁难，乃至日本公开索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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