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和内库的。

　　换而言之，明代有权征收赋税的并不只有户部一个衙门，兵部、工部都有自己的收入。

　　而且银两，仅仅是送到户部的。

　　也就是说，并不包括送到内库、其他仓库机构及地方存留的税收。

　　以苏州府为例。

　　万历六年，苏州府赋税总额假设全部折银的话接近90万两。

　　这些赋税大致可分以下六种：田赋、上供物料、钞关税、盐税、商税、徭役折银。

　　其中田赋又主要分夏税秋粮，而大明万历朝全国平均夏税秋粮起运比例是%。

　　但万历六年，苏州府起运夏税小麦就有40626石，经侯官响统计，其中约有%的部分已折银)，存留麦13038石。

　　起运秋粮米1850607石，经侯官响统计，其中约有%的部分已折银，存留米188287石。

　　起运的除了实物税收外，便是折银后的夏税，含小麦、农桑丝折绢、税丝折绢等，和秋粮，含米、马草、户口盐钞银等。

　　万历六年，苏州府起运折银夏税是两，起运折银秋粮是两。

　　以上这些起运的实物税收，也远远超出了%的比例。

　　至于这些起运粮食目的地，那就多样了，南京北京都有机构负责接收，因此这些粮食很大程度上是不经手户部太仓库的。

　　太仓库的主要功能是存白银而非粮食。

　　倪元璐的奏疏中，崇祯十六年苏州府上缴到太仓库的额银是565518两。

　　这个税收，自然也是不包括原本苏州府所缴纳的本色的。

　　而且崇祯十六年苏州府的额征银和万历六年相比，增加了一倍还多。

　　崇祯三年松江府的赋役构成本色米麦赋，约33万石。

　　明代存在着一种说法，叫“南粮北役”，意思是南方赋役中粮食负担更重，北方则是徭役负担更重。

　　但是韦宝认为松江府的“役”比“粮”更重。

　　崇祯十六年，倪元璐额定下的松江上缴到户部的赋税额银是232883两，相当于崇祯三年松江府一年折银的田赋。

　　由此可见，难道松江府的赋税是不少的。

　　只有不懂明代财政的才会把明末太仓库，新饷库，又或者是兵饷左右司的银额当成各地的赋税，典型压根就不知道明代是咋搞税收的。

　　三饷那有没有收足呢？几乎是永远也不可能的。

　　因为就算没有三饷，江南赋税也未必收得足。

　　江南逋赋是自15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长时间困扰明廷的财政问题。

　　江南第一次出现逋赋高峰是在永乐宣德年间，事实上早在洪武年间苏州府就有逋赋趋势了。

　　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到洪熙元年之间，欠粮392万石。

　　宣德四年，苏州府又欠了700万余石。

　　自15世纪起，明廷蠲免江南赋役的记载就太多了。

　　崇祯十六年，南直隶部分府县，淮安府、徐州、庐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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